我与启斌结缘于一九九九年在南京博物院院长的任上。当时南京博物院刚刚创建了古代艺术研究所，亟须艺术研究人才，南京艺术学院分管教育和科研的副院长阮荣春教授以及他的导师、著名中国美术史论家林树中教授都曾向南博郑重推荐，认为他品学兼优，具有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潜力。我也曾经打电话给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周京新院长，询问他的为人。周院长形象地告诉我：每天课余，启斌总喜欢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路旁放一堆书，安静地阅读，心在书上，往返经过什么人他都不知道……我非常高兴，当时就说，南京博物院就非常需要这种认真学习、认真做学问的人啊。启斌本人也向我写了不少信来联系，言其志向、特长、治学兴趣之所在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尤其中国美术史的思考和认识，看其文笔，我认为此人已经五十余岁了，如果再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恐一生学无所用，才无所载，其人也就废了。我颇为惜才，终于动了恻隐之心，答应一见。本以为他是接近六十岁的“老先生”，没有想到才三十二岁，当时就决定立即启用他来南京博物院工作，上班时间定为2000年4月1日。
见面后我才知道，大学期间启斌一直面临不少的困难，大学毕业后也因没有及时取得派遣证，因而延误了工作分配，在工作身份上面临一些问题。我从临时工、合同工、工人编制的身份逐步解决了他的基本生活、工作安置问题，使其能有条件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后来我又多次向上级组织反映解决他的编制问题，也曾在江苏省政协会议上提交《关于赵启斌工作的提案》，呼吁解决他的工作编制问题，以使其能获得更好的学术研究条件，个人才华能为国家和社会所用。无奈我进入了退休的年龄，此事后来没有最终完全落实下来，未免留下一些遗憾。但我相信这已经不是问题，应该有更为圆满的结局可以预料。
我认为学者依靠自己的努力、勤奋和专业技能，有诚心、信心、恒心和勇气，完全有可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启斌能在十四年的工作时间里，有近四百万字的专题文章、论文和著作、编著撰述出来，并予以刊发、出版，确实颇为罕见，也应验了我的判断。我记得有人告诉我香港《中国文物世界》一期竟刊出他的四篇专题文章，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不是《中国文物世界》主编疯了就是启斌的文章确实有过人之处。又有一次，四川美术出版社向我约稿，由我主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其他地区画像砖》，我把搜集整理资料、编撰此书的任务全部交给他。此书完成后，八千元主编费也都给了他。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能培养出在体制内既能胜任业务工作，又能安心学术事业、靠自己著书立说改善生活、具有独立担当能力的优秀学者。以后他的发展，如安徽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折冲东西 吕凤子艺术研究》、南京博物院重点工作《美术巨省：江苏历代绘画流派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1200多页的《中国历代绘画鉴赏》以及东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江山高隐——中国绘画史“渔隐”“舟渔”“垂钓”图像考释》……果然不孚众望，让人欣慰。
启斌的进步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从大学毕业算起，林林总总不下十数人之多。他的导师林树中教授首先发现了他，以学术助理的身份安排在书房从事资料整理、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的目录编订和海外藏中国历代绘画图录的编撰等事项，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这段经历培养了启斌今后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奠定了未来的学术发展格局，对其事业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八卷本）问世后，林老给他三套书以作奖励，他送了我一套，我带他到图书馆去，把这部极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收藏来院，让大家分享，同时让图书馆王明发主任支付2200元资金给他，略作贴补生活之用……。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的周德麟先生也很值得一提，由于启斌的户口迁移证件丢失了，落户成了困难。我找到周德麟先生，希望能为启斌办理一下落户问题，他满腔热情，答应尽心尽力给予办理，同时把朋友的房子也以最低的出租标准租给他使用，进一步解决后顾之忧，使其能得以更好地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则是江北才子、我颇为重视的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郑奇，我也是通过郑奇的介绍进一步认识、理解启斌和他所从事的美术史论专业的学术性质的。他对于启斌的进步更有不可忘却的引领、扶持之功。郑奇当时邀我到江心洲遊览，回来后，郑奇又拿来他的不少文章给我看，虽然文章仅是初稿，还有不少需要改进，但从其文气、研究思路和关注的学术问题上，我意识到这才是真正具有思想和灵魂、具有扎实专业基本功的优秀学人，如果能给予其学术平台，必能造就出一代杰出的学者。就对郑奇说，“蚕吃桑叶要吐丝，大青虫只吃青菜不吐丝。他应该能成为一只吐丝的蚕，我们就给他搭架，让他上山吐丝”。我的老朋友、也是在印刷厂工作时期的老部下董欣宾更有鉴人、知人之能，直到病重入院前，还托人传话，告诉启斌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珍贵的精神气象，对其学养之积累、精神之坚守高度重视，给予极高的认可……这样的事例很多，正是依靠这些理解、关心、同情以及真心诚意帮助他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他才坚持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南京艺术学院有良好的传统，主张理论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美术理论家、美术史家一定要熟谙、通晓艺术创作，甚至要在艺术创作上卓然名家，才能在研究中有发言权。南艺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确实很见效果，果真出了不少人才，刘海粟、俞剑华、林树中、王伯敏、董欣宾诸位先生都在理论研究和绘画创作中取得了相当卓越的成就。启斌作为南京艺术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显然承接了这一优良的学术传统，他在理论研究与书画创作方面一直都两向推进，奋力进取。对于他的绘画我早有印象，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当然亦自不凡，我就不多说了，相信这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书法爱好者有自己的明确判断。通过多年的深入学习和实践，他确立出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特色，至为难得。启斌在书法中能将北方文化中的雄伟壮阔与江南文化中的潇洒秀美结合起来，将碑学风神与帖学精神有机地融汇起来，有着雄秀健拔、纵逸明快的格调，呈现出浓郁的书卷气息，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从兹出版的书法集中，可以比较全面地感受到他的书法风格面貌。
启斌在美术理论研究、美术史研究、书法、诗词创作方面都已经崭露头角，我期望他在绘画创作中尽快展现出他的艺术才华。通史、学诗，又有深厚的书法基础，这都是中国画尤其文人画最可宝贵的文化资源，他都具备了，这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条件和天赋，尤其在当下浮躁的社会中，更是非常难得。如果能充分利用他自身一切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社会给他提供的发展平台，乘势而上，我想启斌在其所选定的学术研究事业和书画艺术创作中必然大有可为，完成他应负的文化使命。
祝愿他在诗、文、书、画四个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祝愿他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成功之路！
（本文作者徐湖平系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文章定稿于2015年1月6日金陵如镜斋）
